孔祥伟先生的《＜论语＞纲目》（黄河数字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一书，是对《论语》结构认识的整体突破，是对《论语》研读方法的重大创新。它的问世发行，使《论语》一书由貌似零乱的“散装”，变成了有机的“集装”，为《论语》研读由支离阐释转向整体贯通提供了文本依据。

   我对该书有个四句话评价，叫作：全新的文本，古老的课题，成功的破解，完美的契合。

 试述如下：

 一、全新的文本

 一是新在书题。大家知道，《论语》成书两千四百多年来，从来没人标注过“纲目”，在历代不胜枚举的释读文本中，也没有“纲目”一说。《<论语>纲目》一书首揭“纲目”大旗，可谓标新立异，别开生面。

 二是新在书旨。前人释读《论语》，功夫多用在析章断句、精义辨析上。而《纲目》一书的旨趣，关注的是内容结构的主旨贯通，强调的是结构的内在逻辑。

  三是新在文体体式上。前人的注释文字，多落在《论语》原文之后，《纲目》则是在原文前加纲标目。不要小看了这一位置的变化，这是《论语》注释文体体式的创新，对古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二、古老的课题

 《纲目》一书，涉及到《论语》的一个古老的课题。这个课题两千多年来，一直说不清道不明，还绕不过去。祥伟先生把它称为“子贡设问”。这就是子贡在《论语.子张篇》中的那段话：“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在这段话中，子贡用“宫墙”以喻说孔子学问体系之博大完整，用墙内建筑以喻说学问内容之丰富精美，用进出门道以喻说学问路径之聪慧难得。当年编书弟子（包括子思），在《论语》中体现这一喻说思路是顺理成章的。但如何具体体现这一思路，却不得而知，只留下了二十篇的白文《论语》，以及子贡这段“蓝图”式描述和“其门何在”的设问。

 其门何在？就应该藏在《论语》之中。

 到了千年之后的北宋，国子监祭酒邢昺，应宋真宗赵恒皇帝要求，重注《论语》。他在《论语注疏》中对《论语》篇次结构给出了“猜想”，算是对“子贡设问”的回答。他说：“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认为《论语》前后二十篇，编者这样排列，不会没有深意！但其“意”为何？说不清楚。

又过了近千年，到了近现代，主流学界的看法是，《论语》没有什么章法结构可寻。其代表如杨伯峻先生，他在《论语译注》中认为，《论语》是“若干断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之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这一认为，恰和“邢昺猜想”形成对照，一个属于“或许有”，一个属于“或许没有”，都是猜想状态。主张《论语》有内在结构的是南怀瑾先生。他认为《论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支离破碎地去读。在其《论语别裁》一书中，可以感受到他前后勾通、左右逢源式的探索努力。但于全书的篇章结构，章法布局不能坐实，终有“隔皮猜瓜”之嫌。最近网上还有个说法，认为二十篇的组合，类似于农村红白喜事的流水席，随来随坐，随坐随吃，多几人少几人没关系，多说几句少说几句关系也不大。这也反映了当前人们面对《论语》结构的困惑和解除困感的努力。

 这个课题是祥伟先生解决的。

  三、完美的破解

 我曾问过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把《论语》贯通的？回答是有个摸索过程。由某章到某段，由某段到某篇，如同工程兵打山洞，打通一段光明一段，局部打通局部光明，全线打通全线光明。具体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叩其两端”，一个“执柯伐柯”。作者发现《论语》的“两端”，就是起首两篇和收尾两篇。起首端的《学而》《为政》，收尾端的《子张》《尧曰》，这四篇就大致上揭示了《论语》的成书主旨，叫作：启学、导政、示教、传业。“叩其两端”正是孔老夫子所传之法，今被祥伟先生用之叩读《论语》，可谓“善叩善读”是也！

 真正的贯通是在破译了《论语》编辑的四个方法之后（这四个方法，都出自《论语》。它的发现堪称“执柯伐柯”之法的典型范例），这是认识《论语》章法结构的四把钥匙。按作者的说法，子贡的“宫墙之喻”是初始蓝图，而编辑方法就是具体施工的脚手架。

 它由“四大支柱（方法）”组成。

 一是“一以贯之”的主旨意识。“主旨”就是说，你盖的那个屋子是干什么用的？唐朝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干什么用？“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是主旨。当年子贡的“宫墙”之喻表述的是孔子的学问体系，可用于社会的教化与管理。其后编书弟子的直接目的，就是把孔子的学问编辑出来，做为儒门弟子培养社会教化管理人才，且有具体路径方法的传习教范。

 二是“以纲领目”的结构样式。说到建筑，或盖屋或起楼，或全木或砖木，有着不同的结构要求。同样，《论语》的编辑也有个结构问题，用以解决主旨的统领和材料的组合。

 祥伟先生发现，《论语》采用了“以纲领目”的结构样式，也就是以篇立旨、旨下分纲、纲下分目的逻辑结构，使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也使貌似散乱无序的五百余条独立文句，显示出原有的语境关联。在其立论归属、层级分解、适配旨趣等不同角度的关照下，准确领会和把握其本意。

 有个比喻，《论语》加上纲目，就像在大观园里插上了标志牌，此为潇湘馆，此为怡红院，此为秋爽斋，此为芦雪庵，一目了然。正是这样，今天再读《论语》，就不会再出现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尴尬了。

 一般说来，文字编辑都会有个大致的纲目框架，用以筛选材料，适配主旨。通过《纲目》一书，人们可以惊奇地看到，古人当年就是这么做的。随着夫子学问“宫墙”的完成，这个“脚手架”就拆掉了。当我们今天再看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两千四百多年了。

 三是“四如成乐”的章法借鉴。“四如”即：“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是说一首完整的乐章，可看作是由四种情绪感觉续接而成的过程。就如同欣赏一座完整的院子，先是看到引人注目的大门，进去后是清新的过道，再下来是分门别类丰富多彩的厅堂，最后是花园，给人以流连忘返的回顾……

 “四如”之法，借鉴到文章的章法结构之中，可表述为：翕如以起，纯如皦如以贯，绎如以收。

 祥伟先生认为，当年的《论语》编者就借鉴了这一手法。如全书首篇《学而》起始三章，连用三个“反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直接将为学之理诉诸情感，使人“翕如”警醒而振奋，欣然向学。中段数章“纯如”以导学，“皦如”以励学。末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以“绎如”之法收尾，既是对眼前弟子为学之提示，又是对前文“人不知而不愠”之照应。又如全书终篇《尧曰》，首章即追远圣王，以作“翕如”警醒。中段数章“纯如”以传先王之道，“皦如”以明善政之辨。末篇“绎如”回归，结之眼前，嘱与“君子三知”。《论语》二十篇，篇篇都可以看到“四如”之法的精心运用。这种方法，就是后来所说的“起承转合”之法。

 四是“言无所苟”的编辑标准。就像工程建筑必须有施工要求和验收标准一样，《论语》的编辑也有标准，标准就是孔子所说的“言无所苟”。具体说就是“名正言顺”和“言之必可行”。祥伟先生称之为“三合”标准。一要合于书旨，叫作“名正”；二要合于章法，叫作“言顺”；三要合于实践要求，能用于指导实践，叫作“言之必可行”。

我在曲阜从事地方史志工作几十年，做的就是史料的征集和志书的编辑工作，看到祥伟先生对《论语》编辑手法的揭示，感到耳目一新。特别是“名正言顺””言之必可行”的说法，这本是对人们说话、行文的一般要求，但在祥伟先生眼中却读出了对编辑标准的要求，显然这不是牵强附会的虚泛之谈，而是正切编辑要义的通则大法。

  祥伟先生的破解是成功的。

 今天，人们从“万仞宫墙”下走过，再不会面对两千多年前的“子贡设问”而挠头汗颜，还可以翻开《论语》，对着千年前的“邢昺猜想”回答说，先儒所编《论语》确藏“别有之意”，不但有，还很清晰，很完备，很精彩！

四、完美的契合

  一是纲目与原文文本的契合。一般来说，纲目是全书贯穿主旨、系结内容、支撑篇章的骨骼框架，是文本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随编辑任务而产生，随编辑过程而调适确定，可谓是伴随整个编辑过程始终，与后出的注释、训诂、考订相比，具有对编辑材料最近、对编辑主旨最清、对原文语句理解最准的特点，在文体和文本上有着天然的原生性和契合性。从这个角度来讲，《论语纲目》的书名，似可颠倒一下，叫作《纲目论语》，更能体现文体特色，文本价值。

 二是与现代阅读习惯的契合。“纲目”的标示，使古老的《论语》契合了现代人的习惯。古人学习经典，基本方法就一个：背读。而今天人们更强调理解贯通。如果你读过《论语》，且正为“宫墙数仞”“其门”难得而发愁，看到“纲目”则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通透之感。如果你没有读过《论语》而先看到了“纲目”，那就像在风景区的门口看到了游览全图，先将景点路径了然于胸，然后在“全图”的引导下，深入景点，欣赏其中连绵不断、峰回路转的风光景致。你可以到《学而篇》去参加夫子门前的开学典礼；可以到《为政篇》去看看“为政以德”星斗闪烁的夜空；可以去舞雩台吹吹风，谈谈志向，同时顺道去鸣鸣鼓，攻击一下大学长冉求的为富不仁；还可以到《颜渊篇》去考察一下当年圣贤给出的“天下归仁”的愿景和实现路径；最后，也别忘了到《尧曰篇》去看看有没有给你的寄语赠言。

 三是与《论语》释读中的语境需求相契合。在《论语》释读中，有一些句子，由于语境不明，存在语意难解或多解并存、难以定夺的现象。《纲目》一书则为这种句子的精确释读提供了条件。比如，《为政篇》中的“诲女知之”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一个“知”字，就有不同的释读。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认为，是“知道”的“知”；而近人杨伯峻则认为，是“智慧”的“智”。在人社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中，采用的是杨伯峻的说法。两种说法似乎都有根据，没有语境就不好说谁对谁错。而《纲目》一书就给出了它的语境条件。

 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该章所处段落的段意，是对君子（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要求。其中对思想认识方法的要求有三条：1、不盲于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不溺于偏，“攻乎异端，斯害也已”。3、必知于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从这个语境中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这个“知”就是“知道不知道”的“知”。而释作“智慧”的“智”，是不对的，把原句强调“实事求是”的本意給拐到聪明不聪明的判断上去了。

 又比如《阳货篇》中的“女子小人”章：”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历来受到诟病，认为孔子歧视妇女。这主要是旧时曲解释读造成的，认为“女子”泛指普遍女性，“小人”泛指德行浅薄的庶民。其实朱熹的解读就已经作了限定，“女子”为家中妾婢，“小人”为家中仆役下人，并不是全体女性和底层民众。也有出于对圣人的“维护”，把“女”字解释为“汝”字的，把“女子”解读为“你个小子”，变成了对个别人“近之则孙，远之则怨”的训斥。也有把“小人”解释成“小孩子”“小儿童”，不好带，需要格外细心的。不说原文语境，似乎都有道理。但从《纲目》一书则可以看出，此章所在《阳货篇》的主旨是讲，如果你去一个地方担任主管，如子游去武城任县宰，该怎么做？全篇讲社会教化，最后一节讲到的是对官衙部属的教育和对自身家庭的教育，并点出与前两项相比，家教更难一些。

 这句话联系实际更不难理解。今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两个80%”的警示》，披露某市近年来查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各类腐败案件中，80%跟其主要亲戚直接有关，特别是其中有80%与配偶和子女关联紧密。显然，孔子这句话不光不难理解，也不过时，还有着极大的现实警醒意义。

 四是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使命相契合。“第二个结合”，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内容。把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相结合，守正创新，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色的理论、文化体系，为中国现代化文明建设服务，是中华文化振兴的使命课题和根本道路。《纲目》一书，正是作者时代担当、返本开新的重要学术成果。

 在《论语》研究中，多年来不少学者喜欢搬弄黑格尔的说法，认为“孔子只是实际的智者，无思辨哲学，只有道德教训。”“《论语》是常识道德，毫无出色之处。”黑格尔的这个话在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前是浅薄的、可笑的。做为一个外国人，看不懂中国古典，说来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中国学者，看不懂孔子，且学舌鸟语以作标榜，那就不只是可笑了。

 黑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大师，其认识论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其所说的“思辨”，关注的是纯概念的逻辑推演，追求的是“正反合”过程的完整。他的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求实践检验的唯心主义立场，用列宁的话来说，只能是“人类认识论大树上的一朵艳丽的不结果的花。”用孔子的话来说，就叫作“秀而不实有矣夫。”

 孔子不是没有“思辨”，不是没有所谓“正反合”。《论语》中的每一段论述，每一句问答，都可以说是思辨的结果，都包含了“正反合”的过程。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用黑格尔的三段式可拆作：

  正题：学是愉悦的；

 反题：学了不习用，有什么可愉悦的；

 合题：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不就是“三段式”吗？

 又如，“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不是思辨是什么？这不是正反合是什么？

  又比如，在《为政篇》最后，子张向孔子请教了一个朝代承续规律能否认知的问题。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此问有两个版本，一作“可知乎？”）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拆作三段式，可表述为：

 正题：十世或可知，或不可知；

 反题：十世自可知，不止十世也可知；

 合题：虽百世，亦可知也。

 显然，这个反题在孔子这里，只能算作多余的文字游戏。孔子的关注点不是对“十世”“百世”的认知可能，而是实际历史的认知依据，其更关注的是现实的实践要求。这个要求就体现在接下来的两句话上：一句叫作“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一句叫作“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两句话强调的正是如何做的问题，如何继承如何发展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守住传统之根，又要坚持发展之魂。

孔子认知方法的实践性品格，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反合”就能概括得了的。马克思说：“哲学家都是在说明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正是在扬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孔子的认知方法有着相同的从实际出发，以“务民之义”为导向，以实践验证为真理的实践论底色，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在《纲目》一书的揭示下，我们还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论语》的语言表述之美。如《八佾篇》开头那句给人强烈震撼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也感受到了这种表述方法的冲击力：“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种借鉴乐章结构，直接诉诸人们情感的手法，在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就得到了自觉地运用，让人不得不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语言的神奇美妙而骄傲。 

 记得许多年前，清华大学致函曲阜市政府，有二十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利用暑期到曲阜进行历史文化考察。市政府研究由史志办出面对接，由我主持安排这次活动。祥伟先生应邀参加了相关座谈会。会上，他向同学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孔庙的“圣时”“弘道”“大中”几道门和我们党的治国方略有什么关联？一时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会后，我开了祥伟先生一个玩笑：大胆！敢给清华大学的同学出题。虽然是一个玩笑，但更多的是对祥伟先生这种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自觉担当精神的赞扬。

 最后，套苏东坡《题西林壁》一诗，以题《＜论语＞纲目》面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谁借清弦随绘事？点来眉目好传情。